周文翰：艺术市场的政府政策

世界各国的艺术市场都是以民营企业、个人为主的市场。虽然政府的管制不算多，但是也不少，比如最近看到新闻说英国的遗产管理委员会暂时限定高更的一件作品离境(已经出售给外国的私人机构)，希望在几十天内找到英国买家买下这件作品。这让我联想到国内有类似的事情，比如某些重要文物文物局可以知道国有机构有优先购买权、比如公布过几批作品不许出境、限制出境的艺术家名单，这都是政府对于艺术市场的管制措施。另外比如艺术作品的进出口有各种审查申报程序，博物馆设立有各种限定条件等都是影响中国的文化艺术企业进行国际国内交易、发展的因素。

可以说，政府政策是影响艺术市场发展的制度性因素。我们都知道，所谓艺术市场内部对艺术生态的影响，简单说就是拿钱衡量艺术，就是按照资源的稀缺程度、供需关系进行交易以及因此形成的交易链条。而政府不仅可以通过管制措施，还通过财政拨款机制、奖励机制、教育系统、公立美术馆机制等多个方向对艺术发挥影响。比如全国美展就是一个官方的评价系统，在二三十年前可能是对几乎全体美术界来说都是决定性的一个展览，对很多艺术家来说是成名、评职称、涨工资的重大出路，但是在当前的多元市场体系中，全国美展可能影响力就大大不如以前了。

▲上海自贸区

当然国内比较引人瞩目的是政府因素是自贸区、保税区的与艺术有关的业务，已经各种政府专项资金和基金的奖励。前者针对的背景其实就是国内普遍的税费高、管制多，相应的制度创新就出现了，比如开辟自贸区保税区降低税收、简化审批和监管手续，比如上海设立自贸区了，国内收藏家购买的国外艺术品可以保存在自贸区，这样可以避免交纳关税，而且展览的时候可以暂时借出来。

但是从整个社会治理的宏观角度看，上述所谓制度创新的实质都是在特定地点、特定行业向有限的企业提供的优惠，有利于所在地的企业、有利于有能力获得资助的企业——国企、民企中的大企业或者公关能力强的企业。绝大部分企业无法从中获利，还继续受高税费、繁琐管制的苦头。可以说中国最近十几年的各种改革、规划多数都是上面这样的做法，还缺乏全面减税、全面减少管制的根本性措施，更不要说缩减政府规模、缩减公共支出、减少国企规模和数量了。在中国，“制度成本”的高不仅仅表现在明面上税、费，还有各种管制措施——及为了应付而生出的饭局酒局出差等等——消耗的时间、精力和聪明才智。

至于后者，设立各种专项资金、基金奖励扶持部分企业、项目等似乎更是国际上很多国家采用的措施，尤其是欧洲那些注重文化的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常会拿出纳税人的一大笔钱用于资助艺术文化事业，这其中难免有很多浪费，而且难说公正，一是政府凭什么支持、提倡A类型的艺术而不是B、C类型的艺术?既然是纳税人的钱，至少应该平等对待每一种按比例存在的艺术类型，但实际上因为资金的有限性，必然是顾此失彼，变成对所谓“主流艺术”或者说“主旋律”的支持，而官方认定的主流其实未必是市场、公众实际消费的主流;二是政府的资助项目往往也容易演变成利益相关人把持或者进行灰色交易。

目前全球主要国家实行的文化艺术资助体制大同小异，其实都不太公平、漏洞很多，我有个借鉴“教育券”思想而来的想法，觉得既然政府预算中有文化艺术资助这项支出，还不如支持平均分配给每个国民，由国民自己拿着这个券去相应的的文化艺术机构消费，这些机构再拿这些券去政府那里换成钱。比如说一位北京望京地区的市民，他年初可以拿到中央政府发的、可以在全国范围使用的文化消费券1万元，北京市政府发的、可以在北京市消费的文化消费券2万元，朝阳区发的可以在朝阳区消费的文化消费券2万元，然后他自己可以拿上到符合注册条件的文化艺术企业、项目去消费，取得券的文化艺术企业、机构再去相应的政府财政部门兑换资金就可以了。这样的好处一是真正把主导权交给每一个国民了，尊重每一个人的自主性;二是在目前的移动互联支付大发展的格局下，实行起来成本很低， 其实没什么难度，而且以后各级政府都是发券而已，就不用养那么公立机构、事业单位，也避免了有关官员上下其手。

上述教育劵、文化消费券实现起来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完全可行，但为什么在全球少有政府勇于实践，我觉得最大的原因还是官僚系统以及靠近他们的文化阶层本身的抵制，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官僚和学术精英对于教育、文化艺术的价值裁决权、对相关资金的审批权，也影响依附官僚系统和政府资助的各种公立机构——诸如学院、研究院、协会等——的利益，他们会找各种宏大的理由来阻挠这种革新。